徐贵祥：英雄是在黑暗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 ｜ 访谈

作者简介

徐贵祥，皖西人，著名作家。1959 年12 月出生，1978 年入伍，曾两次赴南线作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等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篇小说《弹道无痕》、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仰角》《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争》《马上天下》《四面八方》等。曾获第7、第9、第11 届解放军文艺奖；第4、第9、第11 届“五个一”工程奖；第6 届茅盾文学奖。

英雄是在黑暗中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

—— 徐贵祥访谈录

徐贵祥/ 卢一萍

我把叶集看成是我的梦想

卢一萍：

您现在还回故乡霍邱的洪集吗？故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贵祥：

经常回去。故乡于我而言，既是出发点，又是加油站，还是栖息心灵的寓所。尽管我后来参军，当了作家，有了各种身份和头衔，但是我的身上永远摆脱不了故乡的泥土气息，大河波涛，小桥流水，春风秋雨，夏荷冬日，老街的青石板街道，常常历历在目，因此可以说，故乡是我的创作源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故乡的风土人情，都有故乡的味道。我笔下的人物千变万化，但是他们的身上总有那个小镇、那个时代刻下的烙印。

卢一萍：

霍邱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徐贵祥：

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霍邱县是文藻之乡。关于这个称谓的来历和含义，那时候并不清楚，望文生义，大约就是盛产文人的地方。的确，在霍邱县西南方一个名叫叶集的小镇上，就出现了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这些享誉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大家。如果我们稍微把视野放开阔一些，以叶集镇为圆心，以三十公里为半径画圆，圈子里面，还有蒋光慈、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王明（陈绍禹）等文化和文学大家、革命家。这些名字经常出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皖西文人的口中，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故事也流传在皖西莘莘学子中。一股浓浓的文脉和崇文之风，就是这样通过书籍和口口相传继承下来，弥漫在皖西的土地上。　　

如果说，安徽省霍邱县是文藻之乡，那么在我看来，“未名四杰”的生长地叶集镇，则是这个文藻之乡的藻源。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老家除了县城以外，另有三所中学，河口中学、三元中学、叶集中学，而尤以叶集中学最为驰名，在我的印象中，我老家的教育和文化界但凡有点建树的，多数出自叶集中学。考高中的时候，我本人对叶集中学的向往，几乎不亚于对北京和哥本哈根的向往。

卢一萍：

您生于1959 年，您的童年过得怎么样？能讲讲您的家庭情况吗？

徐贵祥：

先分享一个故事，是小时候听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极其贫乏，由于干旱，许多地方颗粒不收。但是，在安徽省霍邱县南部，却有一块绿油油的红薯地。那是当地农业科研所的一片实验田，由一个二十多岁的精瘦汉子带着农科所的人到十几里外的沙河里挑水浇灌，使其在大旱之年仍然长绿不衰。

每天日落和日出之前，农科所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要从门缝里向这片红薯地窥视。只要有可能，饿极了的人们可以像蝗虫一样在十几分钟之内把这片红薯地扒个精光。可是，没有谁敢当真打这些宝贝红薯的主意，因为在每天的日落和日出之间，那个精瘦的汉子都会扛着一支老式步枪，在红薯地的沟垄之间巡逻。尽管人们都知道精瘦汉子的步枪里连一颗子弹也没有，但还是害怕，他们并不是怕那支步枪，而是怕扛枪的汉子。那汉子是农科所的所长，那片红薯地是县政府交给他的，地里生长出来的是种子，它们将在大旱过去之后成为霍邱县南部一万多人恢复生产的救命粮种。那汉子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捍卫着那片救命的红薯种子实验田。谁敢动红薯地的一片叶子，他就会跟谁玩命。

可是，饥饿在摧残着人们的理智。想提前食用红薯种子的人们在和那个精瘦的汉子较劲，他们不仅观望，也在期待，更在准备。他们躲在门后张望的时候，是多么希望那汉子弯下腰去啊——只要他弯下腰，哪怕他只扯下一片薯叶，那么，人们就会奔走相告，雀跃欢呼，转眼之间，那片红薯种子实验田就会被理直气壮地翻得底儿朝天。

终于，人们惊喜地发现了，那刚刚还扛着大枪摇摇晃晃转悠的汉子不见了。他能在哪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也撑不住了，正躲在沟垄里偷吃红薯呢。所长的行动，就是无声的鼓励，既然如此，那还犹豫什么呢？脸色发绿的饿人们操着家伙，拎着盆筐，像占领制高点一样冲上了那片红薯地。可是，到了跟前，他们惊呆了，那汉子的确是倒在了沟垄里，却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是被饿昏过去了，遍看四周，红薯地安然无恙，他的嘴角，连红薯叶的绿汁也见不到。

这个几乎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一万多人救命粮种而终于昏倒在地的精瘦汉子，就是我的父亲徐彦选。我长大了曾听街坊裁缝屠大爷说：“那时候，要不是徐所长，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这个故事在我的心里一直储存着、发酵着，伴随我童年、少年时期的精神发育。

卢一萍：

还记得您读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吗？您认为一篇作品打动读者的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徐贵祥：

记不得读的第一部作品是哪一部了。我可以讲讲童年阅读印象最深的作品，连环画当中记忆最深刻的是《草上飞》，小说当中印象最深的《烈火金刚》。多少年后总结，我对《烈火金刚》之所以有兴趣，除了英雄人物史更新和丁尚武、肖飞等人个性鲜明、战斗勇敢、事迹传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物关系复杂，特别是何大拿一家，何大拿本人是汉奸维持会长， 大儿子何志文是鬼子翻译官，二儿子何志武是国民党特务，而何大拿的女儿林丽，则是八路军的女医生。这个家庭成员的组合不仅让年幼的我产生很多遐想，即使几十年后，当我已经成为一个主攻战争文学的作家之后，我仍然认为，作者这样设计人物关系，令人深思，耐人寻味。这个家庭，甚至可以看成是抗战初期底层人民精神和行为的缩影，尽管它仍然带着阶级划分的特色。现在回顾早期阅读的历史，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最渴望看到坏人变好，看到坏人做好事，看到坏人队伍里的好人。因为好人本身就是正能量，抗战就是好人同坏人的战争，一旦坏人中的坏人变成好人，反戈一击，那么坏人队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所以看到这些情景，特别激动人心。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所有的人整体素质提高了。

卢一萍：

您的文学启蒙是家庭还是学校？

徐贵祥：

我记事的时候，父母都是公职人员，要上班，把我和小我三岁的妹妹交给奶奶，奶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根本管不住我，我可以说是在缺乏管教中长大的野孩子，学习不用功，热衷于打架斗殴。好在“文革”中从读书人家里收缴了不少“毒草”，集中在公社的一间土楼子里面，我们“公社小孩战斗队”的勇士们飞檐走壁，把“毒草”偷出来分享，看了很多连环画，那是我最初受到的文学教育。以后读了初中、高中，我们那个地方先后来了几批下放干部和下乡知青，他们带来了“手抄本”，印象深刻的有《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等，这些手抄本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开眼界，就是它们把历史、城市、战争近距离送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要总结我的文学准备，除了课堂上所受的语文教育，至少还有两个东西是意外的收获，一是“毒草”中的连环画，二是手抄本。

卢一萍：

一个作家能为故乡做些什么呢？

徐贵祥：

上个世纪末，安徽省将叶集镇划出霍邱县建制，成为经济单列的县级实验区。前几年，国务院公布，叶集正式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区划，成为六安市的一个建制区。应该说，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更有文化的考虑，“未名四杰”等先贤创造的文化资源，功在千秋，福泽当代。我坚信，没有“未名四杰”，就没有叶集区的今天。

随着霍邱姚李、洪集两镇划入叶集行政辖区，我对叶集的感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她的发展也更加关注，因为这是从我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我甚至把它看成是我梦想的一部分。我曾经对当地一位领导说，这是我的城市，是我童年、中年、现在始终做着的梦。

前不久应邀回到叶集，同当地领导和文友交流叶集文化发展，我以一个游子的身份，提出以下建议：一、改叶集区为未名区。叶集最大的文化品牌是“未名四杰”。随着行政建制升格和发展需要，叶集这个地名，已不适合行政区文化建设格局，改为未名区则意味着彰显文学特色，擦亮文化品牌。二、开辟微特区，建鄂豫皖三条街，融合楚文化、中原文化、徽文化，集旅游、商贸、文化产业于一体。三、四加一，将蒋光慈的老家白塔贩乡划入未名区，蒋光慈与“未名四杰”同属一区，便于统筹规划，集中打造，整体宣传。我在六安市作家采风活动上讲，如果先贤蒋光慈九泉有知，同意我的建议，他老人家就帮我一把，把这件事情做成。如果他老人家不同意，那就伸出手来，把我拉进去。在故乡滞留的那些日子，我到处游说，逢人就说我的几条建议，家乡包括市、县（区）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家艺术家朋友，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很多人认为可行。我希望我的愿望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现实，套用伟人的话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这也是家乡人民的集体意愿。

卢一萍：

您很多次深情地写到故乡，感觉故乡为您的写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你所需要的养分和素材。

徐贵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发现我家和姥姥家都有《皖西革命史》，如获至宝，现在我的手里还有两本，家里和办公室都有，什么时候想看，顺手就找到了。后来，史红雨、徐航两位老师合写了一本《皖西漫步》，集历史、名胜古迹、逸闻趣事、民间掌故、红色记忆、风土人情于一体，可以说就是六安文化的百科辞典。当时我还在解放军出版社当总编室主任，有点小权，高质量地出版了这本书。同时，在审稿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全方位地了解六安文化，受益匪浅，我还写了一个序《文化的力量》。后来我写那几部长篇小说，像《八月桂花遍地开》《马上天下》《四面八方》等，写到风土人情的时候，不清楚就翻阅那几本书。

叶集镇西接大别山脉，南织淮河水系，史河干渠穿镇而过，接壤两省三县，是鄂豫皖三省的结合部，曾有“鸡鸣三省”之说。同时，这里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著名的将军县金寨和叶集同饮一河水。我早年读过的小说《破晓记》，把叶集镇描述得像一个神秘的城市。而我小时候，也确实把叶集镇当作城市，不仅那里有电灯电话和几座三层小楼，更因为那里有很多神奇的人物和故事。

我决定回战场去体验别人

体验不到的东西

卢一萍：

您是什么时候有了要成为一个军事文学作家想法的？

徐贵祥：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西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有很多英雄。当时，还有很多民间文学，比如大鼓书，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从此之后，关于革命、关于平等、关于理想、关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我在姚李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常在下午放学之后，坐在学校东边的山岗上，向南方眺望，想象那里的历史，想象那里的现在，想象那里的人们，感觉那青黛色的山脊线下面，隐伏着很多神奇的东西。这些想象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我的文化心理。我相信，有这种思想经历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在《破晓记》中读到“霍邱”“叶集”两个地名，还有一些熟悉的地名，好像还有姚李的大顾店，当时非常兴奋，读得如醉如痴，感觉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革命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后来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卢一萍：

您1978 年入伍，当时怎么想着要去当兵的？你当过排长、连指导员、干事、师宣传科科长，其中还两次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徐贵祥：

我参军，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正式工作，又不甘心种地。其他的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参军一条路还有希望。那时候没想到要当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要当军官，改变命运。至于怎么才能当上军官，当然并不清楚，反正要好好干，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刚穿上军装，就听说要到南方打仗，说实话，既忐忑又兴奋，要说不紧张，那是胡扯。要说一味地紧张，也是胡扯。我记得在往前线开的火车上，我是夜里紧张，白天兴奋，上半夜紧张，下半夜兴奋。一想到有可能牺牲，就很紧张，一想到可能会立功当英雄，就很兴奋。那段时间，想象力无比丰富，想得更多的不是牺牲，而是英勇无畏，而是胜利和成功，而是鲜花和军功章，还有四个兜的军官服，还有喊我们“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漂亮姑娘。

卢一萍：

你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徐贵祥：

现在回忆起来，一个英雄的成长，有很多因素，文化心理结构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有英雄意识。其次就要看机遇了，看战场环境，看个人遭遇。

我对自己有个认识，我觉得，给我机会，我当英雄的概率远远大于当逃兵的概率，机会合适了，我当英雄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机会不合适，我当逃兵的概率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我是有英雄梦想的，也是有爱国精神的，更有“马革裹尸”的思想准备。那时候我写信给家里，把我的亲人吓得不轻，里面豪言壮语很多，看样子这小子不打算回来了，确实挺吓人的。我一到战场就立了个三等功，是全团新兵当中第一个立功的。第一次战斗之后，指导员把手枪交给我保管，他自己扛上了冲锋枪。那几天我背着指导员的手枪，感觉非常神气，如果正好那几天同敌人短兵相接，我一定会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一样冲锋陷阵。

卢一萍：

刚穿上军装就上了前线，似乎也是在为你的作家梦、英雄梦创造条件。

徐贵祥：

可以说，我当作家，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做过文学梦，说偶然性是因为放弃了文学梦之后又有了重做文学梦的机遇。我估计，在我这个年纪上，不少人都有这个经历。

我刚穿上军装，就玩了真的——参加真正的战斗。那时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有许多侥幸和不切实际的想法，睡梦中甚至还有几分战地春梦的浪漫。我设想着自己能够在一个天赐良机里大显身手，并且迅速成长为一名卓越的指挥员。我甚至还美滋滋地假设，我军的一名优秀情报女谍，机智地打进敌人的内部，同我这个年轻的203 号首长密切配合，打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漂亮战役，然后我们一起走向功勋的高地……至于流血牺牲，想都不敢想，也不愿意想。我不相信运气那么差。所以在开往前线的一路上，我非常活跃，白天唱歌，夜晚做梦。我用拿手的仿宋体一丝不苟地写三书――请战书、血 书、遗书，什么马革裹尸、什么男儿吴钩之类，写得花团锦簇。

卢一萍：

第一次参战，你是作为战士去的，第二次已经是军官，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贵祥：

1984 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要组建侦察大队到云南麻栗坡参加边境轮战，得到消息，我二话没说就找到师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政治部闫主任喜出望外，因为当时就缺政工干部，其他同志都不太想去，没想到就有一个二百五送上门来。

我之所以如此积极，自然另有所图。自从五年前从广西前线回撤之后，我写了很多小说，但是成功率很低，仅在甘肃的《飞天》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这使我感到很失落，我决定回到战场去体验别人体验不到的东西。

第二次去前线，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已经是师机关的一名政工干部，角色很重要。我清楚地记得，出征之前，师部摆了壮行酒，师长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你知道你腰里的手枪是干什么的吗？我说知道，是用来战斗的，还有，万一情况紧急，用来自杀，不当俘虏。师长一脸深沉，严肃地告诉我，你说得对，但是手枪的作用不仅是自杀，必要的时候还用来制裁逃兵。

卢一萍：

再上疆场，肯定有难忘的经历。

徐贵祥：

我们是1984 年7 月26 日下午抵达边境下金厂乡（当时为下金厂区），担负三段一号和二号界碑之间的警戒和侦察任务。向边境开进的那天下午，车队从县城向下金厂行进，道路坎坷狭窄，有的路段盘山旋转，好像直插云天，让我们的司机胆战心惊。

快到下金厂的时候，出现一段泥石流，前方有很多人在抢修公路，侦察大队副大队长、师侦察科长卢兴元让我下去了解情况，我找到正在指挥修路的下金厂区委书记熊德安，问他是否接到上级的通知，这么多修路的群众，我们担心有对方的情报人员。熊书记说，县里通知我们做好迎接准备，但不知来的是什么部队，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倒是从收音机里听到对方广播，说下金厂方向即将驻扎中国侦察兵280 人。

我回到指挥车上，把情况做了汇报，大家都很震惊，深感敌情复杂，因为我们两个连队加上师机关指挥组的官兵总共是276人，对方掌握的情况精确度高得惊人。进入战区的第一个夜晚，部队高度警惕，每个干部枕头下面一把手枪，床里边是一支微声冲锋枪，都是压满子弹的，打开保险就能射击，真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

熊德安和下金厂区的党委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积极为我们当向导，提供情报，组织拥军活动。他曾经在原云南省军区民族连当过排长，转业后又担任过乡武装部长，有丰富的边境斗争经验。我们组织的第一次战斗，即1999 高地南侧捕俘战斗，老熊自始至终参与，我的战友、指挥组参谋李加良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的伤。以后，我们又先后组织了茶山哨所捕俘战斗和高马白据点破袭战斗，牺牲了一个十八岁的战士，名字叫李军。

这段难忘的战斗岁月，特别是和战友们一起在密林深处潜伏，一起迎接生死考验所建立的情感，还有同下金厂干部群众结下的情谊，几十年来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间。 

有一个我特别不能忘记的人，那就是原下金厂区的妇联主任罗金秀阿妈。有一段时间，指挥组考虑我写材料需要安静，让我和一名负责警卫的战士住在罗主任家隔壁的一间空房子里，因为不适应雨季气候，1985 年春节后我患了感冒，一病就是二十多天，感冒和疟疾并行，身体非常虚弱。那段时间，罗主任经常酿制米酒，放在炉火上烧得滚烫，给我发汗。雨雾隆重的日子，我基本上不出门，就在罗主任的家里，和她爱人时老师等人在火塘边烤火聊天，有时候还有小兄弟时绍周。我们聊得很多，人生、战争、日子、边境的情况，等等。

卢一萍：

您肯定还执行过其他战斗任务。

徐贵祥：

到边境后，我们侦察分队的任务是防止对方的特工渗透和侦察捕俘。

我曾经跟随一支小分队潜进对方纵深捕俘。那次潜伏，对我的勇气是一次严峻的测量。越是万籁俱寂，心里就越是没有底气。我们那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充满了阴谋意味，阴谋也就自然包围着我。在漫漫长夜里，无边的恐惧和蚊虫一起向我发起进攻，还有在暗中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毒蛇猛兽，尤其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来路不明的某一颗子弹，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可能会提前出现的死亡。那次潜伏，我最终活着回来了，但是，生死体验却是刻骨铭心，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次年一月，本部的两个连队深入对方的境内破袭对方的据点，因为我是炮兵出身，曾经系统地接受过炮兵参谋业务训练，大队部便派我带领一名排级台长、三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到一个叫茨竹坝的山头协调友军炮火支援，并构成临时炮兵指挥所，我为该指挥所副连级最高长官。我记得在那次战斗中，我一共指挥发射了一百九十多发炮弹，这个数字足以使一座中等城市陷入火海，足以摧毁五六座县城。弹丸们按照我的意志破膛而出，从我们的头顶上方掠过，然后轻柔地刺破云层坠落下去，再落地开花又将云层膨胀成一团团气泡。眼前的世界就像是一个开水锅，咕咕咚咚地翻卷涌动。但是，雪白的云层下面显然是一片狼藉，面目全非了。那种尖锐嘹亮的呼啸声，那种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那种地面振动的隆隆轰鸣，都在我的心中升腾起一种妙不可言的愉快。摧毁的确是令人愉快的，巨大的摧毁自然又会产生更大的愉快。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豪迈的抒情方式。这的确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它甚至还是一件一次性创造而且不可能重复的壮丽作品。

我这次上前线，比第一次参战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要建功立业。虽然是政工干部，我还是积极要求出动。这一次也是立了三等功，事迹上了原部队的师史。最重要的是，那期间对于战争、荣誉、生与死有了切身体验，为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卢一萍：

战争生活那么紧张，您还想着成为作家？

徐贵祥：

相比和平时期，前线生活，倒也单纯，除去有限的几次行动，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在下金厂住熟了，卢科长嫌机关指挥组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太挤，让我们分开住，我搬到罗金秀阿妈的隔壁，那是区公所的仓库，这样我就有了单独的空间。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在昏暗的电灯下面、更多的时候是在油灯下面，一共写过六部中篇小说。那时候，侦察大队的同志都知道我是个作家，大家随时准备祝贺大作发表，我也随时准备一鸣惊人，但我很快失望了，投稿后几乎全都石沉大海。每周，麻栗坡邮局的冯大爹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越岭来到前线，都会引起我无限期待。

卢一萍：

那些小说都很顺利地发表了？

徐贵祥：

要讲我早期创作的故事，当时很心酸，现在很自豪。

在前线，指挥组的生活由二连（即师直属侦察连）负责保障，最初的时光，通信员赖四毛只要发现有我的大宗包裹，就会欢天喜地地冲进指挥组大呼小叫，徐干事，你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每次打开，都是退稿，搞得我无地自容。年轻的时候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很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老是被退稿。后来，我找赖四毛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告诉他，以后但凡有我的大宗包裹，先藏起来，等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再交给我。

1985 年冬天，部队已经归建，回到了原来的驻地，我也调到侦察连当指导员。有一天，我到通信员和文书合住的宿舍检查卫生，发现赖四毛的床下藏着一堆脏乎乎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赖四毛鬼鬼祟祟地暗示我不要问了，我觉得奇怪，坚持要赖四毛把床下的东西拿出来。赖四毛无奈，只好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指导员，是你的退稿，怕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我把它藏起来了。我从床下拖出包裹，掂掂，很大很沉，心里疑惑，我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退稿啊？我让赖四毛把包裹打开，眼前顿时一亮，原来是十本崭新的《小说林》杂志，打开封面一看，眼前更亮，我的中篇小说《征服》赫然出现在头条上。

原来，这是我在云南期间向《小说林》投的稿子，他们很快刊发了，而在此期间，我们部队归建，正好遇上部队整编，代号也变了，《小说林》几次寄稿费和样刊，都被退回去了，他们还一度以为我阵亡了，还为我悲伤惋惜过。直到前不久，又收到我新的投稿，一看我还活着，非常高兴。《小说林》当时的主编名叫赵润华，后来知道是个女同志，字写得刚劲有力，信写得情深意切，充分体现了对子弟兵的深情，和对我这个文学后辈的期待。

英雄，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卢一萍：

你说过一句话，“英雄，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徐贵祥：

英雄，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第一次认识英雄，就是1979 年春天，那是一个云雾隆重的早晨，对面山坡枪炮射击孔火光闪烁依稀可见。战史上记载那次战斗的全称是“二号环形高地进攻战斗”，我们八五加农炮营三连奉命到前沿支援步兵战斗。推炮上山的过程中，对方的火力很猛，山上步兵阵地上不断有人滚下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大家都很紧张，笨手笨脚，行动难免迟缓。最先上去的是三个人，连长李诚忠和指导员赵蜀川，加上二班副王聚华，再往后就是副营长杨世康。我是电台兵，跟着副营长，这也就决定了我能够近距离观察。 因为地形限制，公路拐弯处只能展开一门火炮，所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三个人一台戏，李连长观察指挥，赵指导员瞄准射击，王聚华装填炮弹。指导员打得出汗，把军上装和手枪扔到我手上，他穿着白色的衬衣，十分醒目。副营长猫在后面喊，赵蜀川，你龟儿给敌人指示目标啊？把衬衣也脱了！但指导员终究没脱衬衣，他不习惯光膀子。指导员一边打，连长一边修正射角，一会左边，一会向右，赵指导员也不答腔，吭哧吭哧地憋着气，有时候从体视仪里向外瞄准，有时侯干脆从炮膛里直接吊线，打得很准。

但我们暴露了，密集的炮火向我连阵地扑来，一发火箭弹落在炮位一侧，正在装填炮弹的王聚华全身数处负伤，生命垂危之际，他还端着已经上了引信的炮弹，挺立着，睁着血肉模糊的双眼……就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赵蜀川转身看见了雕像般伫立的王聚华，大叫一声冲了过去，接过王聚华手中的炮弹，猛力推进炮膛，按下发射手柄。炮弹呼啸出膛，避免了炮毁人亡的悲剧。

那次战斗，我们连负伤了十几个人。我很走运，不仅未被击中，还立了三等功, 那时候我参军才三个月不到。以后回忆起那一幕，仍然心惊肉跳。在炮弹落下的时候，我和副营长距离炮位不到二十米，连长和指导员就在炮架内，在最初几秒，我似乎看见王聚华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全身抖动并扭曲。后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惊呼，我清楚地看见那个瞬间，王聚华站稳了，指导员上去了，那个瞬间连半秒钟都不到。以后我曾经设想，如果王聚华提前半秒钟倒下，如果指导员延迟半秒钟冲上去，会出现什么情况？

所以我说，英雄，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卢一萍：

你因此写了你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

徐贵祥：

是的。王聚华身负重伤，后来被辗转送到救护所、战地医院、军区总医院，七转八转，没消息了。

直到在广西扶绥县休整期间，上级通知说，王聚华牺牲了。连续很多天，部队沉浸在悲痛之中，从团里到连队，都开了追悼会。这期间评功评奖，连队被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称号，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王聚华则被广州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我那时开始了业余报道写作，主要是以我们连队特别是以王聚华的事迹为素材，先后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和《广西日报》发表豆腐块，写着写着就小有名气了。

我的军旅生涯和文学生涯之初，有两大幸运，一是遭遇了战争，二是遭遇了英雄。

这个故事确实有点传奇，但不是虚构的。《炮兵英雄王聚华》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真实。

归建之后，团政治处主任徐尚礼和营教导员曾忠富认为我文笔不错，一有机会就往上推荐我，我先后参加了团、师、军政治机关组织的业余创作学习班，主要的任务就是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反复修改，数易其稿。那段时间真是如饥似渴，读莎士比亚、读托尔斯泰，驻地图书馆、群艺馆的阅览室经常有我的身影，学习班里经常听到我雄伟的创作计划，夜里经常听到我要当作家，走向军区、走向全军、走向全国的豪言壮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有消息了，这些作品将由军区政治部结集出版。我们这些战士作者，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

卢一萍：

这算你公开面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徐贵祥：

听我跟你说。不久，新书寄来了，军政治部文化处通知我们去领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个赶到文化处办公室，自告奋勇帮王干事打开邮包，捧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用颤抖的手打开目录，从头往下看。

可是，看着看着，我的心就沉下去了。天哪，我们军部创作组七个人，其他人的作品都在书里，唯独我一个人的作品没上，我怎么向我的连队和首长交代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自杀的念头都有。

那个晚上，我在军部东边的河边徘徊良久，直到半夜。文化处领导听说我夜不归宿，吓坏了，带领创作组的几名同志，赶紧四处找，重点部位是井边、河边和树下，最后终于在河边的一片小树林找到我。我那时候在干什么呢，在唱《国际歌》，白天我高声唱，夜里我在心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我们自己……”后来，创作组的战友软硬兼施地把我拉回了招待所。

第二天，我背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连队，我对指导员赵蜀川说，指导员，我对不起连队、对不起王聚华，我写了半年，可是人家没有用。赵指导员说，怎么会啊，你那个稿子我们看了，写得挺好嘛。

我说，指导员光你说好没有用，你不用安慰我，你不批评我我更难受。

指导员说，你把这个书留下来，我来看看。

第二天一大早，出完操，赵指导员把我叫到操场南边的菜地边上，言之凿凿地对我讲，书我看了，他们的作品，有的比你写得好，多数不如你。咱那篇稿子他们没有用，是他们的问题，不是咱们的问题。你先不要写作了，先把炮兵业务弄熟了，先当上骨干、干部，把生活底子积累扎实了。写作，以后有的是机会。

那一段时间，我按照指导员的要求，放下包袱，把全部心思用在训练和工作上，班长当得很好。我带的那个班是全团示范班、炮兵基准班。不久，团里又推荐我考取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并且于一年后毕业当了排长。那时候当个小军官，浑身都是劲，我把我那个排带得虎虎生威。

后来得知，我的第一篇作品《炮兵英雄王聚华》当年未能及时发表，果然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们连队那个英雄，是个二级战斗英雄，而其他创作骨干书写的对象，是一级战斗英雄。另外，那本书还有续集，我的作品会编在续集里。当时不知道这些背景。如果没有指导员的那一番话，也许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果然，就在我当排长期间，续集《烽火新一代》出版了，拙著《炮兵英雄王聚华》赫然在册，那篇作品就是我的敲门砖。

从英雄连队出发，带着当英雄和写英雄的双重理想，我踏上了文学道路，开始了寻找英雄之旅。

卢一萍：

您后来回过南疆前线吗？

徐贵祥：

2014 年7 月，我在阔别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文山，参加一个活动。行前，通过电话，我把我同罗主任一家的交往告诉了文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边富斌同志，边副主任很快做了安排，等我们下了飞机，罗阿妈已经被接到了招待所。吃饭的时候，军分区吕美璋司令员和我一起喊妈妈，一起给老人家敬酒。

那次回去，我还委托麻栗坡县的同志寻找一个人，可惜没有找到。

当年，我们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时候，交通和通信还十分落后，那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特别是在雨雾笼罩出行困难的日子里，更是望穿秋水。那时候，从麻栗坡县城到下金厂的山路上，经常能看见一个身穿破旧邮递制服的老者，佝偻着腰，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当地群众和官兵对他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冯大爹。战士们盼望冯大爹，犹如盼望亲人。冯大爹来的那一天，就是下金厂军民的节日。老人家很少说话，在邮政所小屋里，看着战士们急切的表情和喜悦的眼神，擦着汗，一脸憨笑。我们侦察分队有几辆吉普车，买菜购物，常常往返县城和驻地，途中只要发现冯大爹的身影，司机就会主动停下车，几个战士会跳下去，跑到山路上，把冯大爹和他的担子接到车上。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题目记不清了，好像是“子弟兵的亲人”，突然出现一张熟悉而沧桑的脸，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冯大爹！

县里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冯大爹的名字叫冯德聪，已在前几年去世了。我听了，半晌不语。我失去了又一个亲人。

也是那一次，文山军分区安排我重返战地，并力所能及地帮我寻找当年并肩作战的地方同志。到下金厂那天是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车子刚刚停稳，就见一个敦实的苗族汉子迎了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熊德安，老熊顾不上也舍不得把手中的香烟扔掉，顺势夹在耳朵根上，一把抱住了我的腰，我们一起笑出了热泪。

卢一萍：

的确非常令人感动。

徐贵祥：

有了第一次，就算开了个头。第一次重返文山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2014 年11 月，云南省文山州组织“老山英雄回老山”活动，我也接到了邀请函，当时我还有点忐忑，没想到我这个参战老兵会成了“老山英雄”。临到正式开会的时候，主持人介绍嘉宾，原来我是被他们特邀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所谓的著名作家。发言的时候，我作了说明。我说，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既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也不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战老兵的身份。他们感到很惊讶，没有想到这么巧合。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史光柱、安子文、韦昌进、臧雷、胡国桥等英雄人物，能和这些同志相聚在老山脚下，我感到既光荣又亲切，行走在英雄的土地上，回忆战斗往事，百感交集。

有一天晚上和朋友聊天，意外地得知，文山州文学刊物《含笑花》当年曾经刊登我的小说习作《远逝的岁月》，是一个姓万的编辑从当年的无数自然来稿中选发的。第二天开会，说起这件事情，一同参加活动的军旅诗人胡世宗插话，万老师名叫万国华。有关同志已经做了安排，今晚你们就可以见面了。这个我首次见面的万老师让我非常感动，想当年，我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干部、文学青年、业余作者，万老师能从数不清的自然来稿中发现我的作品，并刊登在那一期《含笑花》的头条，我不能说那是我的运气，我只能说是万老师慧眼识珠。要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上万字的小说。见面后，万老师告诉我，这些年，他实际上一直在默默地关注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进步，一直在判断，后来渐渐小有名气的徐贵祥是否就是当年在前线打仗的小排长徐贵祥。那天晚上，由于身体原因戒酒的万老师，还破例喝了几杯，大有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气氛。

根朝下扎，树往上长

卢一萍：

第二次参战使你更接近你的作家梦了吗？

徐贵祥：

我第二次参战共一年多的时间。时间倒是不长，但是因为经历特殊，给人带来的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我后来又在侦察连工作，继续同那些前线战友死缠滥打，搞到最后，都有点像野蛮人了，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1989 年夏天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初到北京，焦虑浮躁，感觉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动辄得咎。最集中的体现都在生活小事上，比如吃饭，吃相不雅，老是狼吞虎咽；比如行为，姿势不雅，老是喜欢蹲在凳子上；比如上街，一见到红绿灯就犯踌躇，过斑马线老是出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第一滴血》，每次看到高兴处就会咧嘴大笑，或者起身练一阵拳脚。那时候同学们大都同我保持一段距离。就在那个时期，我写了若干小说，像《瞬间越野》《潇洒行军》《大路朝天》《颜色》《胆量》《走出密林》等等，基本上都是宣泄压抑情感、摆脱野蛮情绪、渴望融入现代文明的基调。

现在回过头来重读那些小说，感觉稚嫩粗糙，不值一提，但是在我心里，它们还是很珍贵的。如今，我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我知道，我再也写不出那些文字了，至少没有那样一份真挚的感情和炽热的激情了。今天回忆这些往事，真切地感受到，离开了生活的创作源泉，我们必将一事无成。

卢一萍：

你是1989 年9 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有没有很难忘的东西？

徐贵祥：

最难忘的是南阶梯教室。

卢一萍：

我也在南阶梯教室上过课，印象深刻。

徐贵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作家徐怀中担纲组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这间教室里，汇集了来自全军各条战线的作家和文学骨干，装炮弹的、放电影的、看仓库的、守海岛的，还有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一个时期，中关村南大街这个隐蔽的角落，大师接踵而至，中国一流的作家、专家和学者，差不多都坐过军艺文学系那辆资深的吉普车，出现在南阶梯教室简陋的讲台上。同样，国内一流文学刊物的编辑也成了文学系的常客，约稿川流不息，二号楼学员宿舍里，经常能看见他们匆忙、神秘、忙碌的身影，有时候，他们干脆也到南阶梯教室听课，在那里守株待兔。

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届学员，1989 年夏天入学，当时的系主任是王愿坚，他只给我们讲过一课，记得他说，写短篇小说好比削铅笔，要想笔芯长，就得把外面的木头削短。

教室外面，是一棵大枣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军旅作家在这里集结，又从这里出发。而老树依然挺立，年年岁岁，叶荣叶枯。只是，每到春夏，嫩叶绽放，千万颗太阳滚动在叶子上，玛瑙样的枣果闪烁其间，又是一片蓬勃生机。我曾经听一个同学赞叹，这么老的树，还能结出这么新鲜的果子，简直就是长生不老。

那时候，我们听课听累了、写作写累了，就会出门钻进树荫里，以大树为圆心绕几圈，转着转着，倏忽间停住步子，傻傻的目光空洞地看着一片树叶，突然一拍脑门，大步流星返回宿舍，摊开稿纸，奋笔疾书去了。伴随着跳跃的指尖，那些厚重的深红色枣子就像无数个精灵在眼前飞舞。不知道有多少灵感、有多少顿悟，就是这样跳进了心里。

翻开二十多年前的听课笔记，王愿坚、张学恒、吕永泽、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串故事，那时候他们经常出现在教室里，出现在我们的宿舍里，老师和我们就像哥们儿。有时候为了一部稿子，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卢一萍：

那栋楼现在不是白色的了。

徐贵祥：

这栋楼原本是白色的，2013 年教学楼改造，已被粉刷成红色，并成为二号教学楼。那栋楼一层是当年文学系学员的宿舍，仅在最南头，有一个阶梯教室。教室往北，依次是101 室、102 室……113 室。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很多人在这里做过白楼梦，很多人又带着梦想离开了这里，活跃在中国军内外文坛。

曾记得，那几年的夏天，午饭后，午休前，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大枣树四周，热烈地高谈文学，常常吸引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加入我们的枣树沙龙。舞蹈系的几个女生，是我们这个沙龙的常客。她们的宿舍离我们的白楼有一段距离，从饭堂到宿舍，文学系的白楼门前，她们是必然要经过的，可能因为我们门前大树下面有阴凉，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有时候，她们中间的几个会逗留一会儿，同文学系的男生交流艺术。那些女同学是美女中的美女，个个气质高雅，漂亮灼目。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因为她们的出现，连大枣树也跃跃欲试了，常常在夜里跳芭蕾。

据说，文学系第一届学员莫言当年也常常在午饭后散步，并在枣树下面发表醍醐灌顶的演讲，特别擅长同舞蹈系的女生交流艺术。但是据我后来观察，莫言这个人少言寡语，一脸深沉，同女生交流艺术，并非他的强项。只不过人出名了，莫名其妙地就要戴上许多花环或者背上许多黑锅。

说起莫言，就不能不说说他住的那个宿舍。1984 年莫言入学，被分配在阶梯教室旁边的101 室。自从莫言先后获得各类文学奖之后，101 室行情一路飙升。我曾经听好几位师兄师弟说过，谁谁当年住在101 室，谁谁住在莫言当年住过的床上。2012 年秋天，与我同届获得茅奖的柳建伟回学校开会，晚餐中，借着三分酒意，柳师弟拎着酒壶发表讲话，呼吁保留101 室，当年他就是住在101 室并且就下榻在莫言生活和战斗过的床上。我也借着酒意煞有介事地附和，能不能在保留101 室的同时，顺便把102 室也保护一下？因为我当年是住在102 室的。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们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他住过的宿舍“风水好”，因为紧挨阶梯教室而得风气之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又能确定这中间就没有一点联系呢？

当年，我们这些行伍出身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系就读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姿态啊，阶梯教室里似乎永远都有激烈的争论，夜深人静的时候，从101 室到113 室，多数灯火通明。半夜里从楼道里走过，常常听到里面有笔尖戳在稿纸上的声音，哒哒哒，犹如奔驰的马蹄。因为我们是业余的，是从部队基层来的，也因为我们老大不小了，所以求知欲旺盛，有紧迫感，学习激情和创作激情始终都在燃烧着我们。

卢一萍：

二十多年后，又回到军艺担任文学系主任。从学生到老师，一定会有很多体会和经验。

徐贵祥：

我入校那时候，解放军艺术学院条件还很艰苦，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说是军校，但给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军队干部学员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长期的规模较大的笔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互动”。我们上学的时候，系主任是王愿坚，副主任张学恒主持工作，他和教员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等人，经常到我们宿舍聊天，坐在床上，高兴了用电炉煮一盆速冻饺子，用茶缸喝酒，吹大牛侃大山。其实，就年龄而言，教员们跟我们相仿，大不了几岁，有的学员比教员还要年长，彼此之间亲密得很，像兄弟。他们除了在正课时间传授创作理论以外，更多是在课余和我们交流创作经验。对于作家而言，经验之谈，尤其实用。

我在军艺进修两年，期间听过不少名家大师授课，课程很丰富，应接不暇，有些还很深奥。印象中，钱理群和王富仁讲鲁迅讲得比较系统，王扶汉还讲了几天易经。我这个人比较功利，一是只听自己听得懂的，二是只听对我有用的。所以两年下来，理论上仍然模糊，倒是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

二十多年后，我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当时的院长要求文学系“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可是我们面对的是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高中毕业生，要把他们培养成文学创作人才，确实是个挑战。系党委多次开会，我在会上大讲“徐怀中时代”的教学风格，统一思想，突出教学实践。从2013 年开始，每年都把毕业班带到部队，任务非常明确，具体地讲，有“五个一工程”——结交一批基层战友，学会一门军事技能，采访一批先进典型，创作一批文艺作品，组织一系列文艺活动”，效果很好，实实在在，提高了学生体验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能力。

卢一萍：

文学系原来是从军队中招收有一定写作成绩或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军官——比如您，第五届招收了有一定写作基础的士兵——比如我，你当系主任时，是从地方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爱好文学的“艺考生”，招生体制发生了变化。

徐贵祥：

我刚到军艺工作的时候，上了两次课，我就傻眼了。我们的学生，缺乏部 队生活，你让他写军事文学作品，他两眼瞪得老大看着你。作业交上来了，有的写树上的鸟，有的写教学大楼里打扫卫生的老大妈。有些基本常识都不懂，我参加一届电影剧本评选，一个同学在剧本里写，指导员正在开会，排长进来了，指导员连忙站了起来，干什么，给排长敬礼，向排长报告，请排长指示。看到这里，我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因为这不是一个同学的问题，大家都差不多。部队生活这一块，学生缺得厉害，军营是个什么样子心里没数，完全进入不了军事文学的语境。首先要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

文学系的教学应该怎么做？一直是我们苦苦探索的问题。我感到中国的文科教育，基本上是中学教育，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中学模式了，进了大学，还是中学的延续，大一等于高四。大学四年，疲于应付考试，记了一堆很快就会忘记的东西，能力和素质并没有太大的提高，反而因为应试和谋生，学了一身尔虞我诈的小心眼。大学不是中学，没有必要关在教室里死记硬背ＡＢＣ，那些东西，自己看书、自己感悟就行了。

我过去经常对学生说，根朝下扎，树往上长，这不仅是观念问题、态度问题，其实也是方法问题、技巧问题。一方面，根朝下扎，就是要潜到最深处去体验，感同身受；树往上长，就是要在扎下后还能跳出来，超然物外，冷静思考，你不能陷进去，真的在那里过日子。另一方面，根朝下扎，扎到哪里，扎到生活的神经末梢。吃喝拉撒，摸爬滚打，鸡毛蒜皮，斗嘴磨牙，哪里都有叙事元素。经历不是经过，需要用心感悟，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形成形象思维，这就需要老师点拨。比如，我们过去让学生下部队，反映伙食不好，没有肉吃。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没有肉吃好啊，一盆菜上来了，你举筷子去夹肉，这是生活。但是你不举筷子，你看别人去夹肉，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动作，都是很微妙的。吃肉是生活，看别人吃肉才是体验。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体验生活。当然，你也可以吃肉，但是不能吃了就吃了，吃了之后你要回味，别人是怎么看我，我在抢肉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这些都是观察力的基本功。体验生活，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到了什么？所谓观察，不仅用眼，更在用心。

虚构的力量地久天长

卢一萍：

您怎么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上世纪末的中国军事文学？

徐贵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同时也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高扬的时期，边境作战不仅展示了军队的风采，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比如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电视剧《凯旋在子夜》等等，这些作品来自生活，情真意切，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是，新时期军事文学提供的英雄形象，还是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心灵为之一颤，精神为之一振。

时光荏苒，进入新的世纪，各种外来文化剧烈激荡。在这样的语境里，军队作家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创作出大量思想博大、艺术精深的文学作品，比如《我在天堂等你》《音乐会》《惊蛰》《英雄无语》《戎装女人》《突出重围》等。其中多数作品通过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和网络等渠道，携带理想信念，彰显英雄人格，进入千家万户，在世纪初世界文化博弈的格局里，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军事文学特色，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实力。

卢一萍：

您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站在新历史观和新文学观看待战争历史；《仰角》《明天战争》则通过回眸历史，着眼未来。它们都试图接近历史的真实，您认为通过虚构能接近真实吗？您怎么理解小说的虚构？虚构能让您接近或抵达历史的真实吗？

徐贵祥：

有一年北京出版集团召开一个会议，我谈了一个话题《虚构与真实》：显而易见，正是虚构的出现，才为小说的存在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人类是以两种形态生活的，一种是可视的外在行为，一种是不可视的内心世界。这样就给小说提供了可能，即根据人的外在行为去捕捉、感受、判断和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根据已经出现了的人物去勾勒尚未出现的人物；根据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去编织尚未出现的事件。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外在行为理解为真实的话，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虚构就是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虚构和生活的真实，又似乎不是对立的，而往往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讲，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是母体和新生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是文学，在其他学科领域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虚构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虚构既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又是引导想象力和创造力前进的太阳。虚构常常让我们梦想成真。

卢一萍：

您的小说都是虚构的？

徐贵祥：

我的小说，除了时间和空间模拟真实以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譬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我虚构了一群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官员，虚构了一批深明大义的军官，虚构了一群有着良好爱国素养的百姓。结构小说的核心来源于我内心期待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骆安州全体民众，包括新四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老百姓甚至良知未泯的汉奸，一句话，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同日本鬼子决战。

虚构不等于神话，虚构不是生活的真实，但是具有真实性，符合生活和任务性格逻辑。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抗战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上下军民一心抗战的局面，有没有我们描述的那样严谨的、理性的和义无反顾的甚至完美的爱国行动，但是我知道，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毕竟有杨靖宇、冯玉祥、佟麟阁、狼牙山五壮士和淞沪抗战的八百壮士等光耀千秋的名字和事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事实，我们的虚构便有了精神基础，我们的梦想变成了理想。我找到了深埋在我们民族土壤里的那些值得珍藏的东西，我看到了我们民族中那些目标坚定、不屈不挠、韬光养晦、公而忘私的民族气度，我把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发掘出来、提炼出来、积聚起来，赋予给我的作品人物如沈轩辕、方索瓦、霍英山这些中国人，赋予在1938 年的江淮土地上。

在创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波澜壮阔，甚至经常在心里哼着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和我的小说一起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当写到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前嫌尽弃，尤其是写到最后一股“皇协军”反戈一击，日军松冈联队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从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热泪长流。

我的所有小说都是虚构的，然而它们却是存在于我心灵世界的真实，是我艺术良心千呼万唤的真实。我相信，这种虚构是可靠而有益的，是从现实的土地养育的精神之花！这种虚构对于唤起民众的自尊、提高民族素养、铸造英雄品格，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虚构的力量地久天长！

卢一萍：

由《历史的天空》改编的32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一套播出后，取得很高的收视率，您是怎么看待小说与影视剧的关系的？

徐贵祥：

二十年前，《历史的天空》出版之后，有不少反映，读者感想，专家评说，成败得失，各有说法。后来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又有观众媒体、亲朋好友，也是各抒己见，多是褒扬鼓励、肯定赞誉，时间久了，听得多了，倒也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人前人后尽量做出宠辱不惊状。

但是，有两句话却让我格外放在心上，一句是部队一名军官说的，他在读完小说之后给我打来电话，长谈一个多小时，他说梁必达（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个“另类”。

还有一句话是一位观众说的。小说被改为电视剧播放之后，报载，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对扮演者张丰毅说：“我们当年跟你一个毬样！”

什么叫“另类”呢，我的理解就是说梁必达这个人物形象独特，个性鲜明，区别于我们阅读经验的众多战争文学（这里特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套用一句哲学话语，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树叶是相同的，那么世界上也一定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性格，这就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宽阔的空间——我们有亿万次可能塑造出亿万个性格迥异的形象，其中那些被流传下来的、成为不朽的形象则标志着文学的成功，或者说是胜利。我们当然不可以说我们以往读过的人物形象都是千人一面，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当代战争文学的许多作品中，人物形象相近或似曾相识的现象又确实比较严重，甚至比较普遍。

值得庆幸的是，在《历史的天空》里，出现了一个梁必达。在读者的眼里，梁必达是不可以归为哪一个类型的，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几乎每件事情都有怪招，又总是歪打正着；他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歪理，但又总是话粗理不粗，甚至可以用辩证法来解释。就连他和东方闻音的爱情也是出其不意，有军阀的粗暴，又有慈父般的温情，有司空见惯的软缠硬磨，也有秉性纯真的人格魅力征服。到了最后，东方闻音这样一个纤纤女子想不爱上梁大牙，已经不可能了。随着小说的推进，梁大牙把自己的本性优点和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梁大牙越来越像梁大牙，这个人物于是以全新的面孔皮笑肉不笑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惊讶和费解。我想，对于人物本质的认识，是文学创新最本质的保证。谈起创新，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认为创新就是标新立异，甚至就是故弄玄虚。我认为真正的创新还是体现在对书写对象的深层理解，把那个人写得越像那个人，把那件事写得越像那件事，创新就在其中了。

卢一萍：

梁必达这个人物塑造得太成功了。

徐贵祥：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时势造英雄”。我在创作《历史的天空》的时候，很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英雄的“成长前史”——这个说法是我臆造的，意思是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的思想境界；二是在英雄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心灵搏斗。我敢肯定，所有的人都有当英雄的梦想，但是能不能当上英雄，首先是由人的性格决定的，英雄人物需要英雄的个性。梁大牙在战争中战胜敌人固然可喜，在运动中战胜对手也固然可贺，然而最可贵的是他最后战胜了自己。梁必达能够在升官的时候突然清醒起来、理性起来，是由于一系列遭遇、一系列精神历练所达到的必然境界。如果说战争人物的战争经历大都相似的话，那么战争人物自我超越的过程则千变万化，异彩纷呈，谁抓住了这一点，谁就获得了成功的基础。

性格即命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适用于文学。这其中自然包含作家本身的性格和作家赋予作品人物的性格。一部作品的优劣，不可能是一个两个人物决定的，整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脱不了干系，每一个人物都应该是个性鲜明的。如果说梁必达这个人物因其个性鲜明而终于冉冉升起的话，那么他身边和身后那些人物形象，也必然是个性分明的，因为对付梁大牙这个人物，他们也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套路，否则你没法和他斗争、没法和他团结、没法和他对话。他们在磨砺梁大牙，梁大牙也在摧残他们。他们搅在一起，死缠烂打，终于契合。用一个读者的话说，人物挑出来一个是一个，没有老面孔，也自然就没有老故事。在这些人物中，有多次力排众议冒险重用梁必达的司令员杨庭辉，有死板教条但不乏凛然正气的政工干部张普景，有谨小慎微而又足智多谋的窦玉泉，有国民党抗日部队里忍辱负重的石云彪和陈墨涵，在单位群体里，他们似乎都是“另类”，都有自身的个性光辉。就连梁必达同东方闻音之间的那种看似不可能而最终水到渠成的爱情，也截然不同于我们习惯的那种“战火中的青春”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梁必达这个艺术形象个性的成立并闪光，也就意味着这部作品群体形象个性的成立并闪光。

【作者简介】

卢一萍，作家，编辑；四川南江人；1990 年3 月入伍，曾在军队工作20 余年，2016 年退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天堂湾》《帕米尔情歌》，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等二十余部；作品多次获奖，《白山》被评为“亚洲周刊2017 年十大小说”；现居成都。

全文未完

刊于《青年作家》2020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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